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淮北的感情。我不是淮北人，可是，我爱她。人这种东西就是奇怪，要说起一个“爱”来，可以爱得完全不需要理由。有一次坐火车，一路上跟身边的人聊得很投缘，可是，当她突然问我：“你这么一个有品位的人，怎么能在淮北那个鬼地方生活下去？”我立马跟她翻脸。另一次是在上海进修，所在学校的老师很是关怀地问我：“你从淮北来，那里条件艰苦，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听心里就别扭，不为别的，就为我不能容忍别人用如此轻蔑的眼光看待淮北。几年前，毕业多年的同学欢聚一堂，也有好朋友挽着我的手悄悄儿地问：“真想不明白，你怎么一猛子扎到淮北就不出来了？淮北有什么好？”
是啊，淮北有什么好？我也说不清。论繁华，自然难比北京、上海，论美丽，绝对超不过苏州、杭州，可是，我还是莫名其妙地热爱淮北。每一次从合肥回到淮北，不，只要汽车踏上淮河以北的道路，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一种莽莽苍苍的浩然之气渐渐从心底升腾而起，眼看着“君王”“符离”“古城”这样一个个饱含历史底蕴的地名从眼前掠过，我就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眼前每一个郁郁葱葱的村庄，似乎都深藏着不肯轻易言说的历史机缘；路边的每一条河流，仿佛都流淌着千年积聚的文化精华；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分明都饱含难以名状的天地灵气。它们都在等待我们的探寻，等待着我们找出那深埋多年的历史奥秘。
不了解淮北的人都说淮北是一座因煤而兴的皖北新城，言外之意也就是，离开黑漆漆的煤炭，淮北再也没有什么了。初到淮北的日子，我也这么想。那时候，下了课常常揣着两只手，百无聊赖地在淮北仅有的两条大马路上闲逛，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一座建立不过十几年的小城市，为什么要将二马路命名为“古城路”？古城何在？该不是想要历史想出了魔怔？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象出自己当时送给淮北的那撇着嘴的浅薄嗤笑。可淮北是宽容的，宽容得就像我的母亲，默默无言间，她拥抱着我，拥抱着我的一家。巍巍相山，就像母亲的胸膛，也许并不宽厚，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依靠；潺潺濉河，有如母亲的乳汁，也许算不得名贵，可那历经千年的河水，还是无怨无悔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儿女。
好像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正坐在沙发上给女儿织毛衣，下班的丈夫将一本小册子悄悄放在我的怀中。我漫不经心地用毛衣针挑开一页，没想到只这一挑，我就立刻被它抓住了，再也挣脱不开——天哪，真没想到，原来看着挺不起眼儿的淮北，竟然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竟然走出过如此众多的华夏名人！人常说“大美无言”，我觉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懂得，饱满也是无言的，心中装着千丘万壑的大山，总是静静地矗立，不需炫耀，不用夸饰，默默地任人评说，拥有本身就是事实，无须别人承认的事实，淮北，不就是黄淮大地上这样一座素朴而深沉的、默默无言的城市么？
那本小书，是黄汝鑑老先生的《相城初探》。
随着黄老先生的指点，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淮北历史深处。渐渐地，开始了自己的摸索。于是，古老的相城一点一点地向我撩起她神秘的面纱，让我看到一个曾经鼎盛一时，曾经美若天仙，又曾经经历了生活残酷的折磨，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渐渐老去的城池。
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商王朝的创立者商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向东部开拓疆土，建城于相山南麓，相山、相城由此得名，这就是最早的淮北城池了。这年代古老得令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都有了问题，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当时的相土是怎样来到脚下这片土地，也想象不出这片土地是以什么模样、什么姿态迎接这位远来的贵人。至于人们经常提到的《诗经》里面“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描述，也使我感到有些茫然——我喜欢实实在在的记载，要么用文字，要么用祖先埋藏在地下的种种物事。
这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没多久，我就在《春秋左传注疏》里找到如下记载：鲁桓公十五年（前）冬十一月，鲁公与宋公、卫侯、陈侯会盟于袤，共商攻打郑国，未克而返。当年的“袲”，就是与今天的相山近在咫尺的渠沟镇，《春秋释例》明明白白注出：“袲，沛国相县西南，有侈亭庄。”不知道这是不是淮北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但从此而后，只要从渠沟走过，我就忍不住会放慢脚步，将这个地方多打量几眼：想一想，两千七百年前的某一天，这里已经聚集四国诸侯，旌旗翻动，鼓乐齐鸣，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据说一直到明清时期，渠沟还有土城，有东西南北四门，城门上有谯楼，城内有十字大街，城外四周有护城壕，城内外有七十二座庙、七十二口井，人烟之繁盛足可想见。
当然，那还只是相城的外围。行进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我终于明白“古城路”的命名，是没有一点夸饰的事实。早在两千七百年前那个遥远的时代，相城已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宋共公为避水患，自睢阳迁都于相。作为都城，当时的“相”绝对不容小视。若干年后被人视为荒蛮之地的淮北，当年肯定是个风景幽雅的去处，至今存留在相山上的一条条沟壑，还有那沟壑底部大大小小、隐隐约约能辨认出流水冲刷痕迹的卵形石块证明，清清河水在千百年前是怎样唱着歌，从山脚下欢快地流过。正是在这座山清水秀的临时都城，共公迎娶了鲁成公的妹妹伯姬。可惜她过门不足七年，共公就辞别人世。据《括地志》载：“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那末，共公去世后，相城肯定已经不是宋都了。但共姬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山水之间。被诸多历史典籍记载的那场大火，燃烧在宫廷之上的大火，结束了她的生命，而传说中她被烧死的那座黄堂，正位于今天人来人往、淮北最热闹的淮海路上。
共姬去世以后，葬于王姬山南坡，也就是今天电厂山坡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丈夫曾经专门跑去寻找，可惜没有找到。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此墓覆土成阜，俨如岗峦，墓地周长米，坡高60米，占地面积十余亩，若干年前曾发现“周宋共姬之神道”和“宋共姬墓”碑，只是这碑立于何年何代，还没有来得及考证，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坏了。不过，共姬的传说却砸不坏。她的故事被男人们写进《左传》《列女传》，一个不幸的女人死后成为一代代女性的贞烈楷模，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共姬如若有知，会哭还是会笑？
耐人寻味的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名为《伯姬引》的琴曲流传于世：“嘉名洁兮行弥章，托节鼓兮令躬丧。呜钦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据说，作者就是当年共姬的傅母[1]。不过，这有点儿不靠谱。不仅众多专家不认同，就连我也不相信它出自共姬傅母之手，因为我真的没有从中读出多少忏悔之情。只是这一个傅母的身份与《共姬引》这个词儿，突然引发我的翩翩联想——是的，当年繁花似锦的宋都相城，曾经有过多少古琴的演奏？寂寞孤苦的共姬，必定曾与身边的保姆、傅母、侍女们一起，行走在相山之中，奏鸣在山水之间。于是，清晨与傍晚，我曾一次次走进相山公园的林木之间，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静静地期待着两千多年前的琴音再次响起……
许多历史的真实情状都已无法想象，所幸的是祖先还给我们留下了事实。今日的相山一片繁华，城区面积以飞一般的速度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扩展。我并没有特别仔细地调查什么，可是，建设工地发现古窑址、发现古墓葬、发现古城墙、发现古代下水道、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地的消息，还是纷至沓来。据说人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能看见古相城残存的城墙，而且曾有楚国货币、战国铜短剑等文物出土，我所在的淮北师范大学，八十年代之初教学主楼开工，也发现一座颇具规模的汉代墓葬，着实出土了不少文物。这些年代久远的古代物件默默地将自己的身躯展现在后人面前，无言地诉说了一个古老城市的沿革：她曾经是春秋宋都、战国楚地、秦之泗水郡治、汉代沛国治所。魏晋以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是华夏大地上一处重镇。
当然，淮北所拥有的，不仅仅是相山。
从相山向东北，大约25公里处，有一个相貌奇特的村庄——梧桐。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关于古琴曲《高山流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列子·汤问》篇看过，也在《吕氏春秋·本味》中读到。也许有人会说，伯牙与子期的相知相遇不是在湖北么？现在，汉阳月湖畔不是还有子期墓、知音亭和琴台等古迹？但那只是一家之言。历史悠久却饱经苦难的淮北大地从来不善言说，却实实在在地拥有关于《高山流水》的众多依据——并非人造的依据。梧桐村旁就是梧桐山。满山的梧桐，正是制琴的好材料。这片土地春秋时属宋，后被楚国吞并。相传楚大臣伯牙精通音律，琴艺高超，偶然经过这片山水优美、梧桐茂密的地方，竟流连忘返，小住下来。一天晚上，月明风清，伯牙兴致勃发，援琴而奏，突然听到有人叫绝。他停下双手，只见一人走来，一身樵夫打扮。伯牙知道遇到了行家，又连奏《高山》《流水》二曲，来人一一指出其中寓意与精妙之处。伯牙兴奋地起身，拉住来人的双手，连呼：“知音，知音！”原来，这位樵夫名叫钟子期，也曾为官，后辞官居此。于是，两人就在梧桐村定交，并一起去泰山游览——不错，就是距离今天的淮北并不遥远的泰山。顺便说一句，从淮北去泰山可比从遥远的湖北出发靠谱多了。分手之际，他们约定来年此时此地再见，继续切磋琴艺。没想到，一年后伯牙来到梧桐村，子期早已去世。伯牙悲痛至极，寻到子期墓前，跪地抚琴，为知音重奏《高山流水》，沉痛地说道：“君一去，我世上再无知音，留琴何用！”于是，他摔碎古琴，从此不再弹奏。为纪念伯牙、子期的旷世相聚，梧桐的老乡们曾将“梧桐村”更名“聚贤村”，伯牙住的地方叫上聚贤村，钟子期住的地方叫下聚贤村。这地名，代代相传，直到如今，还活在老百姓中间。
当然，传说虽然美丽，虽然很有道理，可毕竟还是传说，我们总不能穿越到几千年前，去找伯牙、子期求证。梧桐人似乎也没有把这事很放在心上，去跟谁争个高低。因为，他们还有更确凿的历史可供老人们茶余饭后念叨，这就是阳城延和梧国的故事。阳城，是一个今天已经很少见到的复姓——这不奇怪，来到淮北这些年，我见到的稀奇古怪的姓氏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与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故事相关。
话说秦代末年刘邦举起义旗，古沛大地众乡亲多有参与，阳城延就是其中一个。战争年代，没听说他有过什么大本事——不曾有攻城略地的业绩，也不曾有出奇制胜的谋略。他只是一位工匠。但时势造英雄，刘邦平定天下后，阳城延的特殊本领一下子显示出来：他负责长乐宫的建设，参与了未央宫的修建，《汉兴以来名臣将相年表》提到他时，特别记载：“孝惠三年，复作长安城”。就凭这些功劳，吕雉封阳城延为梧侯，食邑五百户，而封地梧，就在如今梧桐村西那片地界。虽然这个小小的梧国没能延续多久，东汉以后就变成村镇。可那毕竟曾经是一个侯国。直到现在，只要你行走在梧桐村里，一眼望去，一栋栋奇特的石头房子，一条条规整的又分明留下浓重的历史气息的街道，还有残存的、不知历经了多少代风雨的村寨大门，都会让你忍不住地浮想联翩。当地干部曾为我们指点梧桐沿山一带众多汉画像石的出土处，言语之中忍不住流露的自豪，两只手伸出来都捧不住。
说到老祖先为淮北留下的辉煌，就不能不提到杜集区石台镇的“学田地”村，不能不提到孔子的高足颛孙师——颛孙子张。透过《论语》简短的述说，我们可以看到子张的身影。他好勇尚武，大概不太注重礼仪，说话随便，连头上的帽子也往往戴不端正，但在孔门弟子中，他仍然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与子游、子夏齐名。子张的后代自汉代起就世袭了博士官衔，他家种的三百亩地享有不纳皇粮的特权，供子孙读书之用，故称为“学田地”。于是，淮北大地上也就有了一个名叫“学田地”的奇特的村庄。自汉代以来，颛孙子张的地位随着老师一起不断提高，北齐天保二年（）封为萧伯，存奉祀；北周武帝改封为陈伯；宋真宗追封他为宛丘侯，赐墓地、祭田；清雍正时，子张又被加封为陈国公，配享孔庙，位列孔子之左，西位东向，塑像头戴九毓冕，身穿九章服，颇为神气。这是子张所受到的最高敕封。我走过不少地方的孔庙，都看到了我们这位熟悉的乡亲，有的时候，真希望他能开口说一句话，听一听有没有今天淮北人的乡音？
当然，提起淮北的古人、古地，古铚城——临涣是不能不去看看的。从今日相城之西穿过隧道，沿着濉河直直地向南，就是去临涣的路。我喜欢临涣，而且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这个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淮北千年古镇。现在的人们去临涣，一是要看文昌宫——淮海战役总前指所在地，这永远是临涣人的骄傲；二就是要去品临涣棒棒茶。说起来临涣的茶也真是奇妙，明明地处不产茶的皖北，大街小巷却满是茶馆，满是喝茶的人，满是与茶相关的文化。当年插队落户的时候，我在皖南茶乡生活过差不多十年，自认为对茶还有一点儿了解，仔细看看临涣的茶，哪里是茶？分明只是茶乡被丢弃的茶梗！奇妙的是，这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茶梗用临涣独有的泉水泡了，色味就不一样：暗红暗红的颜色，喝到肚里，春生津、夏消暑、秋提神、冬生暖。有人说，研究临涣的茶文化，应当从棒棒茶的“棒棒”说起，我却一直认为，那茶能有如此功效，最重要的未必在茶，而是在水。临涣的棒棒茶不过几百年的历史，临涣镇的年龄，却长达四千余年，就是把没有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除却在外，春秋“铚城”也已经名传遐迩。不说别的，单是她家门口的城墙就够牛的，别看那城墙如今不算高，不是很引人注目，可它的份量却实在是重，那是我国延续时代较长、跨越朝代较多、没有发生过大的变迁的古城垣，也是安徽省目前唯一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先秦古遗址。站在那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面前，“临涣”两个字显得格外凝重。想一想，如此悠久的历史，足使此镇之水在地下积聚起千年能量，并因此而分外甘冽醇厚。这样的水，不要说泡茶，单是那么轻轻地抿一口，怕也要汲取不少历史精华。难怪古来有言：“濉涣文章地，两岸多奇才”。从临涣走出来的华夏名人，成群结队。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使者就曾千里迢迢，在这里找到蹇叔，我不知道蹇叔和他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离别铚城的时候有没有伤感，只知道他们从此一路奔向西北，帮助秦国成就了千秋霸业。
此后，跟在蹇叔身后走出的临涣名人还有徐防、嵇康、桓范、嵇绍、嵇含、戴逵、戴勃、戴颙、桓宣、桓伊、武亢、武祯、夏侯祥等等，等等。这是一长串名字，每一个提起来都是光彩四射。只是让我一直大惑不解的是，淮北的名人（自然包括临涣），不知为什么，似乎艺术人才特多，从古至今，没有大的改变，也许，这就叫“地气”，或者说得高雅一些，就是“山岳秀气所钟灵也”。
比如嵇康。提起嵇康，人们立刻就能想到《广陵散》。说不准嵇康当年是不是光着膀子在临涣街头打过铁，可临涣的水土养育了这位“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位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的倔强男儿，临刑前竟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那浩浩然的场面，那悲声动地的哀哭，该是对一代才子最真诚的赞美。夕阳西下，死神临近，嵇康从容地索琴弹奏了《广陵散》，缭绕于天际的乐声含着千古悲怆，至今回响在我们耳边。
临涣历史上长于音律的还有桓伊。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人物。比如，谈起“淝水之战”，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谢玄，其实桓伊才是当时的淮南太守。再比如，凡是对中国古典音乐稍稍知道一点儿的人都喜欢《梅花三弄》，可就是常常想不起这支令人陶醉的古曲与淮北、与临涣有什么关系。其实《晋书》上明明白白地记载：“（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他最擅长的是吹笛，据说他使用的竹笛，就是东汉著名作家兼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柯亭笛”。伏滔《长笛赋序》有：“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名柯亭”，可引为证。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徽之进京时，泊舟于清溪侧，正值桓伊从岸上经过，二人素不相识，恰好船中有人认出他就是野王，王徽之立即请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是有地位的显贵人物，但仍然十分豁达大度，即刻下车，蹲在胡床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关于桓伊与《梅花三弄》，唐代诗人杜牧《润州》诗中有“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宋代苏轼有词“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春梦”，而明代朱权《神奇秘谱》中则辑有《梅花三弄》琴曲，曲前小序云：“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同样精通乐理的还有戴逵，戴安道。《晋书·隐逸传》载有戴逵“碎琴不为王门伶”的故事，说的是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朋友当下被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其实，戴逵不仅善鼓琴，而且善铸佛像、擅长雕刻，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
话说至此，我突然想起我必须还得回到相城，千万不能遗忘那里走出的另一位大音乐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这段话让我们看到桓谭的经学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作风——喜欢向“俗儒”挑战，“简易不修威仪”。桓谭自幼通音律，擅弹琴，对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刘秀即位后，广纳贤才，但是，因为桓谭“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最终还是遭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攻击，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罢官流放，死于途中。史籍记载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中的《琴道篇》是琴学专著，可惜原书已经失传，我们再也无法见到。明崇祯年间，一位热心乡土文化整理与传播的书生任文石在今天的火车站南广场立了一块碑，上题“桓君山藏书处”。据说，那里就是一千九百多年前桓谭起居讲学的地方。
文行至此，已是深夜了。我突然感到有些无奈：淮北，你的名人，你的历史，我要怎样写才能写出千万分之一？恍惚之间，我觉得面前有一支长长的队列，里面站着华姓、刘姓、薛姓、陈姓、徐姓、丁姓、桓姓……许许多多淮北姓氏中走出的为中国历史所不能忘却名家。他们中间，有著有《五经论》，矜严守法、谨俭守节、好学知书的东汉第一代沛王刘辅；有以正直、敢谏名传后世的西汉御史大夫薛广德；有有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但自己到死都“家无担石”的东汉廉吏范迁；有号称“一门三尚书”“三代法学家”，硬骨铮铮的陈咸和他的子孙；有“少有才姿，博学洽问”，却因为是曹植的好友，被曹丕无端陷害而死的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丁仪、丁廙兄弟；有同一时期单马赴合肥建立州治，引来数万流民归顺的扬州刺史刘馥；有“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日日醉酒，无视传统“礼法”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有南朝学者、“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的“贞简先生”刘瓛；有时人呼为“汉圣”的隋代经学家、音韵学家刘瑧……
时至隋唐，相城已经不再繁华。历经春秋、战国，又在东西两汉辉煌至极的千年古城，在曹丕废汉自立为帝之时，随着规模浩大的“沛国”的消亡，历史地位不再那么重要。走过刀光血影不断、世家大族纷纷南迁的战争岁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与黄河水、黄河泥沙的搏斗，古老的相城终于在北齐天保七年（）废为相城乡，并入符离县，此后，相城无县以上建置。然而，此时相城西南方向，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通济渠送来的滚滚清波，使得淮北大地上又一个新的城镇因此振兴，那就是柳孜。通济渠沟连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西安和扬州，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它“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个朝代，通航七百余年，就像一条跳动的血管，继续为淮北大地输送营养。
记得老一辈来淮北创业的矿务局职工对我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们住在今天淮海路西头的某一个地方，早上起来，胶鞋里居然能跳出大大小小一群蛤蟆！这就是复兴前的相山。而今，看着淮海路、古城路、孟山路、惠黎路……数不清的马路上灿如群星的灯火，潮水一样来来往往上班、购物、散步的人流，眺望这座美丽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走进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商场、酒家、宾馆、文化娱乐中心，看着那些忘情地在城市广场上欢唱着、舞蹈着的淮北人，一种沧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
我陶醉了，为淮北的历史，更为淮北的今天。
